圣明环卫设备怎么样,但为何后来王朝超不过三百年?
个人觉得,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一个全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
举例来说,最经典的应该就是从蛮荒部落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然后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还会有共产主义社会。
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递进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个共同点:
1、生产力提升
2、生产关系变革
3、人类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说白点就是想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敢想了
4、社会制度,包括道德与法制,越来越完善了
第1、2两点不必多说,政治课上讲的太多太专业了,我想重点说下第3、4两点,这里面就隐藏着朝代更替越来越频繁和秦之后王朝史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超过两百年的原因:
一、人类的思想解放1、原始社会,人们只想活着,没太大的思想发展空间。
在人类历史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生活的主要任务是让生活更舒适点,说白了就是吃饱穿暖多活两年,所以人们的思想是很受现实条件束缚的,他没空想太多,只想活着。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氏族公社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占了很长一个时间段,那时候的人们,生产资料服从部落分配,小范围内共产。
但是,这仅限于部落内部和谐,部落间对生产生活资料的争夺,仍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一旦发生争夺,落败的部落会失去一切,不论男女,都会成为奴隶,男的生产,女的生孩子,遇到生活环境巨变,甚至会成为食物。
即便如此,部落的规模也都很难发展起来,有考证说,很少存在超过一百五十人以上的部落出现,因为那超过了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可以想见,那时候的人们,应该会把大部分时间留作应付生活环境的挑战,他们会努力去想着怎么活下去,而不是谁统治着自己。
2、生产资料私有制,让人们开始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生产资料的拥有量和占有更多的公信权力。
原始氏族公社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私有制萌芽的出现。
私有制萌芽是什么呢?就是种植和饲养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当生产力足够整个部落生活还有盈余的时候,产品开始积累,部落开始突破一百五十人的瓶颈,向着部落联盟或者部落集群发展,直到国家的诞生。
这时候因为生产能力的大提升,生活环境的改善等,开始出现最早的贵族。
这些贵族们,每天想的都是该如何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而那些在争夺中失败的一方,在成为奴隶之后,生活环境甚至变得比原始社会更加恶劣,他们的生命与自由被当成了物品,而且已经被剥夺,但他们仍然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反抗。
因为成为奴隶,小心点还有勉强可以裹腹的食物让他们活下去,如果反抗,对他们来说,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那个时候的奴隶和平民,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反抗思想的,只有奴性。
从尧舜禹这种原始社会末期到虞夏商周这样的奴隶制王朝,其实都是这样不必统治者强权保证,奴隶自己就会束缚自己思想的情况。
那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欲望得到满足的贵族呢?他们已经提前一步进入了思想解放的行列,所以那时候的权力更迭、王朝更迭,都是在贵族之间进行的,根本没平民和奴隶什么事儿。
3、封建制第一次思想解放大跃进
为什么西周末年会有春秋战国之乱?那应该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无法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人类的思想,要产生第一次大跃进。
当时的贵族奴隶主阶级,其实还是想着按照老规矩来,西周眼看就要完了,那这下该轮到我们坐天下了吧?
所以春秋战国,大家纷纷撇下周天子单干,但是,这会有个不算太和谐的声音,为封建制登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商鞅变法。
商鞅提出的解放奴隶,发展生产力,是对奴隶制度的挑战,很悲惨的是他的下场不好,但是已经为人类第一次思想解放吹响了冲锋号。
历史的车轮向前倾轧,大秦一统天下之后,又有两个人喊出了憋在平民与奴隶心里几千年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为此,陈胜和吴广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他们为人类思想解放第一次大跃进提出了很有煽动性的一个口号。
但真正完成这次大跃进的人,却是刘邦。
按理说,刘邦这样的几乎可以视为平民的小贵族,是算不得贵族的,但是他能长年不事生产还可以请他那些朋友吃饭喝酒,又能当上亭长,可以猜出,他也算的小贵族。
但是,这样一个极像平民的人,纳了根红苗正大贵族子婴的降,还干败了旧贵族代表的项羽,这代表意义太强大了,他真正做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冠冕堂皇地回老家显摆,让全天下人都看了个够。
于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大跃进完成了,每个人都明白,什么贵族不贵族,只要有机会,他们平民也能坐天下(当然,这只是大多数人的幻想而已。)
然后,没过不久,天下又陷入了战乱,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些时候,人们发现,他们高层玩儿的还是新贵族取代旧贵族的把戏,于是不禁在已经拥有反抗精神的心里,找到了这样一个疑惑。
寒门难出贵子吗?
对啊,难道出身贵族的人,就生来有大作为?出身寒门的人,就一辈子都无法翻身吗?
这说明第一次思想解放大跃进,它的完成对思想的解放是不彻底的。
这时候,一个地位尴尬的贵族,给了寒门一点机会,我们必须为他鼓掌,他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大跃进,给了寒门子弟突破阶级固化壁垒的希望。
他就是杨坚。
3、封建制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跃进
杨坚本人是贵族,可是在北周末年他贵族的地位和实力,受到诸多世家门阀的限制,想要坐稳江山太不易。
可是他家道中衰的原贵族老婆独孤伽罗说的对“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所以杨坚勇敢地扛起了历史赋予的重要责任,篡位了。
那怎么解决世家门阀对他权利的限制问题呢?
科举制度!
这是个开创性的构想,影响了几千年国人价值观的战略设计,再之后不久的两三百年后,一位特喜欢菊花的老爷们,就因为这个战略没能让他改天换命,而捅翻了大唐王朝的龙椅。
我们再看看科举到底给国人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什么?
①平民接受更多的教育
②平民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③平民在书中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④平民靠读书就可以突破阶级壁垒了
总之,平民开始封建制社会第一次对阶级这种东西的反思,开始有机会了解到为什么他们一直是被压迫的,开始有机会了解别人是怎么反抗的,也有机会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之后还有第三次人类思想解放的大跃进,不过都已经是千年之后,封建王朝的末期了,有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大跃进,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才敢想象并见证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这一部分不再题干讨论范围内,所以不再赘述。
二、现在我们来回头总结一下1、奴隶制跨越到封建制,让奴隶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2、刘邦完成第一次思想解放大跃进,告诉了全天下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平民也是能掌握最高权利的。
3、杨坚完成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跃进,告诉了所有寒门子弟,固化的阶级壁垒是可以打破的。
好,那么既然思想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为什么那么多不满的平民不没事就造个反,还要让封建王朝撑那么久呢?
三、制度与思想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思想解放大跃进之后,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安抚民生,然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与恢复,疗愈战争创伤……
再之后呢?
统治阶级制定的制度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严苛,阶级固化从未得到解决,突破阶级壁垒的也只是少数人,其他人只有思想解放了,受压迫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制度,还是解放思想的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专门打造的统治工具。
看到这个事实之后,问题就很好分析了,既然已经开启了民智,那么人们在生产力大发展之余,自然会想更多的事情。
首先他们想到的,是如何掌握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对他们来说,每天造反,是不利于生存的,所以王朝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变成一天一个皇帝那么夸张,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到有改朝换代需求的阶层,他们只想过的更好点,变得更富有点。
但是王朝存在的时间,确实比民智尚在痴顽阶段的奴隶制时期,要短很多。
其次他们想到的,是阶级的不断跃进。
其实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我们就能了解到,人们在实现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想尊严啊、爱啊、自我实现啊等等不同阶层的事情。
但是,阶级跃进是有个极限的,当阶级跃进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改朝换代就成了最后一关最后一条路。
所以我们看到,王朝的更替更频繁了点,这是必然的,因为有太多高端玩儿家想要坐庄。
没错,这就很矛盾。
统治者为了不受旧贵族限制,所以要让人民得到教化,可是受了教化的人们,却在努力打破统治和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壁垒。
那么靠什么来平衡这种关系呢?
就是制度的不断完善,制度不断完善,人们接受的教育都是统治者制度里规定可以接受的,那么只要在这个循环里转,统治者是鼓励的。
超过这次循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争夺才会发生。
这其实也是考验被统治者的耐性的重要一环,当思想解放程度超越这个耐性极限的时候,一个王朝可能离它破灭也就不远了。
五、总结1、人类思想解放,提供了王朝更替的思想基础。
2、王朝制定的规则,确定了人类思想解放的程度和范围。
3、人类思想解放程度与规则限定的不断博弈与磨擦,决定了变更者服从规则的耐性。
以上三点的相互平衡与制约,决定了秦以后开启民智的人们,能不能实现阶级跃进,也决定了阶级跃进到达瓶颈的人们会不会改朝换代。
换言之,就是决定了王朝存在的时间会不会超短。
可以分析得出的是,思想解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人们的耐性也是在提升的,其实很多旧有的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人们对它的忍耐程度和能力都在提升,譬如绕不开的财富与阶级固化问题。
当代年轻人中,出现很大一批所谓的佛系青年,其实就是这部分人无法通过努力打破已经固化的财富与阶级壁垒,寻求的另一种平衡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这些佛系青年最无奈的选择……
PS:其实笔者私以为,真正的思想解放,其实就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脑袋里想出来的花儿😂……
每天有多少人超负荷工作?
感谢邀请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感谢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每天都在与瘟神斗争,争分夺秒的抢救患者,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压力,恐惧为一身,但他们依然坚持在自己岗位上,最美天使的尊称不是白来的,是用生命换来了,感恩,感动。
其二:我们可爱的警察、交警同志们,他们冒着危险,顶着暴雪,顶着寒风,严查死守在自己岗位上,饿了吃泡面,为的就是避免疫情患者再蔓延,人民好警察,你们幸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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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就是我们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挨家挨户的走访,排查,确保大家的安全。给外地回来居家隔离的老乡送吃送物,你们幸苦了。
有你们幸苦的付出,我坚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团结就是力量,加油中国!
鳌拜敢不敢架空顺治做权臣?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登上了皇位,同时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成为了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署理国政。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排名四位辅政大臣中最后一位的鳌拜,逐渐掌控了朝局,并且开始结党营私、擅权专政,成为朝中最有权势、地位的大臣,而原本的“四大臣辅政”也逐渐演变为了“鳌拜专政”。
然而,鳌拜的专权确实是一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而这一点通过整个顺治朝以及康熙初年政治局势的走势以及朝廷权力分布结构的演变上就能够看出。
多尔衮专政时期的鳌拜,处于其政治生涯的谷底阶段。鳌拜,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位列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首,因而鳌拜也算是名门之后。
不过,鳌拜在朝堂上的声望与地位都是靠着其自己的力量积攒起来的,特别是在攻克皮岛以及后来的明清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松锦大战中,鳌拜表现极为耀眼,使其深得皇太极的信任与器重。
而鳌拜也没有辜负皇太极的培养,对于皇太极保持了绝对的忠诚,特别是在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后的大清皇位之争中,鳌拜与索尼、图赖、图尔格等两黄旗的高级将领,顶住了多尔衮的威胁与压力,坚决表示要由皇子登基大统,进而对于顺治皇帝的顺利登基有着巨大而又卓越的贡献。
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鳌拜遭到了多尔衮的嫉恨,并且在多尔衮专政期间,鳌拜先后三次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
第一次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的时候,多尔衮想要借鳌拜暗中羞辱顺治皇帝,鳌拜不肯,多尔衮进而将其南下征讨李自成余部的全部功劳予以抹杀,并还对其进行了处罚。
第二次是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时候,此时鳌拜随同豪格平定了盘踞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可回京后,多尔衮先是将豪格折磨致死,随后又找借口将鳌拜议罪,再一次抹杀鳌拜功勋的同时,还将其削职为民。
第三次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时候,这次完全是多尔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借由“锡翰告密案”,险些将鳌拜处死。
只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底,死于古北口外喀喇城,随后顺治皇帝对于多尔衮及其党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同时一大批受到多尔衮打压和排挤的两黄旗大臣与将领得以平反,并且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鳌拜。
由于其在多尔衮专政期间,面对多尔衮的压迫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赢得了顺治皇帝的赏识,除了将鳌拜委以以政大臣的重任外,还将其晋封为一等侯,一年之后又将其升为了二等公,鳌拜就此进入到了大清王朝的权力中枢之中。
而试想下,如果多尔衮真的多活几年,那么鳌拜不仅在此期间再无翻身之日,甚至有可能如豪格一般被多尔衮折磨致死,所以多尔衮的死也算是让鳌拜“逃过一劫”。
顺治皇帝亲政后,鳌拜除了要面对皇权,还有这其他诸多的政治势力要面对。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顺治皇帝亲政,其在对多尔衮集团进行打压和清算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着皇权。
其一,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入麾下,正式形成了“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其由皇帝直接统领的局面,占据了八旗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将旗主的任免权收归手中,进而加强了对于八旗以及宗室王公的管控。
其二,通过增加人数、控制权限等方式,着手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削弱自努尔哈赤时期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对于朝局的影响力。
其三,就是大力培养、挖掘、提升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大臣,并且对这些人予以了极高礼遇的封赏,以平衡朝局势力,维系了皇权统治的稳定。
可以说通过这一些列的手段和措施,顺治皇帝在极大的加强了皇权统治基础的同时,也确保了朝政的稳定,特别是缓和了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积累多年的矛盾冲突,对于大清王朝后续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尽管鳌拜已经得到了平反与重用,并且已经进入了朝廷权力的中枢,可是摆在他面前的除了皇权外,还有两座无法逾越的政治大山。
这首当其充的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在顺治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并且排在多尔衮之前列第一辅政王。然而伴随多尔衮势力的崛起与扩张,济尔哈朗遭到了多尔衮非常残酷的打压与排挤,进而被驱逐除了统治集团的中心。
而在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的声望与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同时让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济尔哈朗并没有像多尔衮一样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欲望,相反,他对于顺治皇帝保持了绝对的忠心,也正是在济尔哈朗的极力扶保下,顺治皇帝才得以快速亲政,稳定朝局,并对多尔衮集团展开了清算工作。
在这之后,济尔哈朗可谓是识大体、顾大局,没有继续的延揽权力,尽管在这一时期,他是朝中最有权势和地位的朝臣,并且可以说是仅次于顺治皇帝的国家“二把手”,可他依旧保持了忠诚与谦逊,进而赢了包括顺治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高度赞赏与钦佩。
所以,这一时期,济尔哈朗的地位,鳌拜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的。当然,除了济尔哈朗,包括满达海、岳乐、博洛等一众袭承了家族爵位的王公贵胄,也是鳌拜所惹不起的。
而除了济尔哈朗,横在鳌拜面前的便是索尼。
索尼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是当时满洲大臣中公认的文武全才,具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索尼对于顺治皇帝也有着扶保拥立之功,并且也对于多尔衮的专政进行了积极的对抗与抵制,所以索尼同样是深得顺治皇帝的青睐。
顺治皇帝亲政后,索尼立马被从盛京调回了北京,除了恢复其世职并加封其为一等伯外,更是委以内大臣兼以政大臣的职务,并且让其署理内务府事务,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索尼,就是所有满洲大臣中,职级、职务和地位最高的,堪称“首席满洲大臣”。
这样的情况下,索尼在职务上本就压鳌拜一头,再加上索尼无论是年龄上还是资历上也要比鳌拜强很多,所以鳌拜想要超越索尼,至少在索尼在世的是不可能的,更况且鳌拜对于索尼一直保持了极为尊敬的态度。
所以,只要顺治皇帝还在世的情况下,鳌拜就没有办法如他以后的那般掌握权势,一方面,他并不具备掌权的基础以及行政运行的机制;另一方面,此时的鳌拜的地位相较于此后康熙朝初年他的地位可谓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不仅有着宗室王公的限制,就是索尼等一众满洲大臣,也能压得住鳌拜。
顺治皇帝临终前的安排,为日后的“鳌拜专政”埋下了深深的伏笔。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在其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康熙皇帝,同时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其中索尼为首辅大臣。
这样的安排就使得辅政大臣的朝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满洲八旗贵族以及王公宗室,也算是会为后来鳌拜的专政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础和保障。
可对于这样的安排,鳌拜还是有着巨大的意见的。
在鳌拜看来,他的功劳与贡献,特别是其立下的军功就连索尼都是自愧不如的,再加上鳌拜在顺治朝后期的朝堂地位,他自认为应该仅此于索尼排在第二位,可如今将他排在最后一位,他终究是有意见的。
因而从一开始,鳌拜就与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鳌拜,苏克萨哈与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之间,本就是非常的不和。
索尼出身于满洲正黄旗,鳌拜和遏必隆出身于满洲镶黄旗,按照两黄旗的历史和传统,他们三人很自然的就结成了利益集团同盟,共同排挤出身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这其中既有旗籍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有着两黄旗与两白旗持续了数十年特别是多尔衮专政期间所积累下的矛盾的影响。
而苏克萨哈本人,也因为其是依靠着当年揭发、检举多尔衮及其党羽,进而帮助顺治皇帝迅速清算了多尔衮集团,才得以获得顺治皇帝的器重和信任。可是这样“卖主求荣”的行为也遭到了朝中大多数具有正义感官员的唾弃与不屑。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索尼,他是非常看不上苏克萨哈,而鳌拜与遏必隆也是带有同样的观点,所以苏克萨哈遭到排挤也就早所难免。
回到出身于两黄旗的这三人,此时的索尼由于体弱多病,经常处于告病状态,鳌拜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其利益的代言人。至于遏必隆,有勇无谋的他靠的更多的是还是自己的父亲额亦都以及兄长图尔格的声望才获得如今的地位,所以他也就此选择依附于同为镶黄旗出身且同样出身名门的鳌拜。
在这样的情况下,鳌拜逐渐掌握了最高权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的权力欲望也在增长,最终索尼去世,鳌拜又擅杀了苏克萨哈全家,就此迎来了其专政的巅峰。
只不过鳌拜的行为也极大的威胁到了康熙皇帝的皇权统治,最终,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为康熙所智擒,鳌拜专政的局面也就此终结。
回顾鳌拜自顺治登基之后的人生起伏经历,如果没有多尔衮之死,或许真的就没有鳌拜的出头之日,甚至能不能保全性命都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顺治皇帝的英年早逝,并且在临终前将其确立为辅政大臣,那么鳌拜不仅要面对着传统的王公宗室与满洲贵族势力的倾轧,即便是与其他的满洲朝臣相比,他也没有这绝对的优势与权力基础;而如果没有索尼的去世,即便鳌拜爬的再高,权势地位再显赫,也没有去挑战擅权专政的绝对勇气与自信。
所以鳌拜的专权也就此成为了当时特殊历史时期内特定权力结构下的偶然产物,而鳌拜又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来挑战皇权,这最终也导致了其非常惨淡的人生结局。
完颜雍是如何上台的?
金世宗完颜雍为金国中期皇帝,在位期间(1161~1189年),轻徭薄赋,发展农耕,仓廪盈余,政治稳定,时号“小尧舜”。
完颜雍属于“非正常”上位,乃通过政变登临九五之尊,成为金国第五任皇帝。
完颜雍(1123~1189)女真名乌禄,汉名完颜褒,即位后更名完颜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宗辅(太祖之子,完颜雍即位后,追谥简肃皇帝,庙号睿宗)之子,母亲为贞懿皇后李氏。
完颜雍“体貌奇伟,美鬚髯……性仁孝,沉静明达,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是位英俊仁孝、明智通达、勇武过人的年轻人。
金熙宗(金太祖孙,金国第三任皇帝,1135~1150年在位)朝,完颜雍被封为葛王,任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1150~1161年在位,金太祖庶孙,1150年初弑杀金熙宗自立为帝;死后降封海陵郡王,谥号“炀”)时,官职屡变,1158年二度出任东京留守,改封曹国公。
完颜亮对完颜雍不放心,遂任命亲信高存福(其女为海陵王后宫妃嫔)为东京副留守,监督完颜雍的一举一动。
金主完颜亮残暴无道,先后诛杀女真贵族以及金太宗子孙70余人,完颜宗翰(金宗室,金开国元勋)子孙30余人;且无人伦,“妇姑姊妹尽入嫔御”,又弑杀“以谏伐宋”的其母太后徒单氏,“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
海陵王久蓄南侵赵宋之心,为便于攻宋,1153年春,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城西南隅),改燕京为中都大定府。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正隆六年、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六月,金主完颜亮抵达南京(金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
九月,金主完颜亮轻启战端,撕毁订立二十年的宋、金和议,率领三十二总管之大军,兵分四路大举攻宋。完颜亮亲督东路诸军出寿春攻取淮南,连下数城;其攻取大散关的西路军失利。
金主完颜亮在前线鏖战,不料后院起火~东京留守完颜雍被诸将拥戴为皇帝了。
海陵王南侵,需要大量兵力,遂登记契丹部的丁壮征发为兵。契丹部壮丁不愿充当炮灰,遂起而造反。咸平府(治今辽宁开原市东北老城镇)谋克(金军职名,百夫长)括里率部攻陷韩州(治今吉林省梨树县北),占据了咸平,欲进一步西进攻打东京。
当年八月,居母丧的完颜雍起复(古时官员守父母丧未满而应召任职称起复)为东京留守。完颜雍发兵击括里,平定之。完颜雍还师至清河(在辽宁省东北部,为辽河较大支流之一),遇到其故吏六斤自南方来。六斤详细讲述了海陵王弑杀其母与侄子檀奴、阿里白及枢密使僕散忽土等人,并言道“且遣人来害宗室兄弟矣”。
生活在毫无人性、暴虐凶残、杀人杀红眼的堂兄皇帝完颜亮时代,完颜雍本就终日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今听罢六斤之言,不由毛骨悚然。并由此联想到身居侵宋前线的海陵王前不久以探病为由派遣亲信赴东京探察自己的动静,完颜雍益发惊惧。
九月,完颜雍回到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用造兵器余材造甲数十副。高存福见完颜雍造甲,怀疑其有异心,遂遣密使告知海陵王,并与推官李彦隆密谋,诈以击毬为由,欲趁机加害完颜雍。
高存福的家人将其阴谋告发于完颜雍,平定知军李蒲速越亦言确有其事,完颜雍因“事且有迹”,被人家抓住了小辫子,已无退路,遂采纳兴中府少尹李石的“先下手为强”的建议,决定铤而走险,险中求活。
完颜雍主意打定,遂着手实施之。
他以商议防备賊人闹事为由,召集所属官到清安寺开会议事。
推官李彦隆先到了,高存福也在屡次召请下姗姗来迟,高、李二人于座位上被擒获了。
十月初二,金南征万户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自山东率领所部二万,完颜谋衍自常安县(治今辽宁省铁岭市南懿路)率兵五千皆至东京,归附完颜雍,并以臣礼上谒之。
初六,各路兵马进入东京城,杀高存福、李彦隆等。当夜,诸军皆披坚执锐环卫皇城。
初七,天空庆云献瑞。受尽海陵王虐政困辱的金人群情激昂,准备发动政变。诸将认为完颜雍“是太祖之孙,当立”,遂进入留守府,力劝东京留守、曹国公完颜雍上位,登临九五。
完颜雍“固让良久”,只好顺天应人同意了。完颜雍刚一步出府门,站立庭下的人们都高呼“万岁。完颜雍前就此上位了。
完颜雍亲告于太祖庙,然后高居宣政殿,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
初八,金世宗宣布大赦,改元大定,下诏列举前任国主完颜亮的罪恶数十事。
金世宗以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右监军,卢万家奴为显德军节度使。
时海陵王尚不知东京政变,另立皇帝,已率军渡过淮河,破滁、庐、和、扬等州,乘胜进至长江北岸杨林渡(在今安徽省和县东长江边)。
十一月,宋将虞允文等于采石矶(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长江东岸)击退金军。时完颜亮已知完颜雍于东京称帝,有些进退失据,遂率军东至瓜洲(古代长江中沙洲,在今扬州市邗江区南)渡。
二十七日,知悉新君已立且厌战的南征侵宋金军兵变,杀海陵王完颜亮于扬州,北归。
十二月十九日,金世宗进据中都。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间(1162~1164年),金军再一次挫败宋军,迫使南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和议规定,金、宋为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岁币银、绢20万两、匹;双方各守旧疆。
金世宗在位期间,广泛吸收各族官员参预军政,增损官制,注重太守、县令之选,严密监察之责;采取措施,重农桑之利,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和奖励发展农业生产;诏令放免二税户与部分奴婢为平民,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恢复与增设了同南宋、西夏的榷场。
大定年间,金财政充足,仓廪有余,政治稳定,故金世宗享有“小尧舜”之美誉。
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于1189年正月初二驾崩,寿六十七岁;谥仁孝皇帝,庙号世宗,墓号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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